“铅蓄电池的消费税存在不合理的地方。”3月2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他带来了十多份的建议和议案，而其中“关于停征、缓征或差异化征收铅蓄电池消费税的建议”是其中一个。
早在2013年，张天任便已开始呼吁缓征铅蓄电池消费税。此前媒体的报道中称，张天任在今年的两会上会再次提出缓征提案，现在看来，他的建议由“缓征”变成了“差异化征收”，而且在具体措施的建议上，比过去更为明确。
通过电池消费税全额退返体现“差异化”
张天任表示，铅蓄电池中确实有重金属铅和电解液等成份，但这并不意味着电池产品本身是污染产品。他建议国家对规范的生产企业电池消费税实行全额退返，以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在他看来，国内铅蓄电池的主要污染风险存在于回收和冶炼环节。据了解，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政府层面的规范回收体系，每年产生的废铅蓄电池数量超过330万吨，正规回收的比例占电池总产量不到30%;由于不用承担环保与税收的责任，非法回收、生产与再生已形成一定规模，且有日益壮大之势。
据统计，我国含铅废酸非法倾倒量从2008年的9.95万吨，增长到2014年的近27万吨;三无冶炼企业综合利用率较低，一般为80%-85%，最高不超过90%(国外一般为95%)，全国每年大约有近16万吨铅在非法冶炼过程中流失掉;非法回收、冶炼、蓄电池利益链造成我国每年税收损失近150亿元。
为此，张天任还提出了“关于加快规范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的建议”。其提到，应严格蓄电池准入制度，对经准入审核获得通过的蓄电池企业颁发回收资质。同时，国家应考虑对非法运营、非规范回收运作、环保治理未达标的蓄电池企业不给予政策支持。其次，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建立健全废铅酸蓄电池回收体系。此外，相关部门也可推进蓄电池生产企业研究制定的“以旧换新”方案，认定蓄电池生产企业以“以旧换新”模式获得的废电池价值即为含税采购价值，待其销售废电池时以此作为抵扣进项税的依据。他还建议，可以积极推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监管平台建设，建立专业的监管队伍。
张天任说道，以天能集团为例，2015年铅蓄电池销售金额约为150亿元，如果按照4%的税率，全年可能要缴纳6亿元的消费税，这样利润剩下的并不多，不仅会严重影响骨干企业在科技和环保方面的投入，制约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还可能导致一些企业减员。
国家可大力发展微型电动车
而对于国内目前热门的新能源产业、民企如何“走出去”等两大话题，张天任也写入了两会提案。
他建议，国家可大力发展微型电动车，制定“国民车”推广计划。美国有T型车，德国的大众汽车，日本的K-car(轻自动汽车)等都壮大了当地消费市场。所谓“国民车”，具有性价比高、销售量大、耐用等特点，普通人都可以买得起。
2015年乘用车产销量超过2100万辆，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但中国尚未出现自己的“国民车”，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汽车进入千家万户，虽然汽车已不再是奢侈品，但整体而言，汽车售价偏高导致保有量偏低仍是事实。目前，中国汽车千人保有量刚刚超过100辆，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并不高。
与此同时，我国山东、江苏、河北、浙江等省的三四线城市和城乡交接处悄然兴起了微型电动车，购买者包括上班族、退休人员、商贩、村民等，这类车通常乘员4人及以下，一次充电可行驶约100公里，百公里耗电10-15千瓦时(约合每公里8分钱)，整车售价3万至5万元，不需政府补贴，如以中小城市居民日均机动出行30公里左右来计算，一个月行驶900公里，电费约70元，经济实惠，且没有污染及噪音。2015年，全国微型电动车的产销量约为60万辆，增速为50%。
张天任建议，建立微型电动车技术标准体系。如明确产品定义(包括驱动装置、车辆外廓尺寸、整备质量、最高车速、加速性能和续驶里程(参配、图片、询价) 等参数)，保障安全的最低限度配置，特别是将碰撞安全要求引入标准体系之中。同时，我国交通部门可将微型电动车纳入道路交通规划之中，给符合标准的微型电动车上牌。此外他也建议国家适当放开政策，鼓励和支持多种电池路线、不同电池搭配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兼容发展，开发面向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微型电动车。
政府应为民企实施“一带一路”策略提供支持
而就民企如何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张天任也指出，企业可抢抓契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及产品资本双轮驱动。
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5年民营企业出口1.0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占外贸出口45.2%，比2014年提高2.1个百分点，占比也是首次超过了外资企业。今年1月，在全国进出口同比下降9.8%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进出口继续逆势增长，增长1.5%，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1.6%，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但民企走出去仍有不少困难，如法律政策保护力度不大、缺乏国际化人才支撑力、公共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他建议：第一，政府应加大立法调研，在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尽快出台《海外投资促进法》。强化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资环境、政策法规和风俗文化等信息咨询，在审批、融资等政策方面上对民营企业有所倾斜和扶持。 二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才和教育优势，培养和储备财务、法律和外语等各方面专业的国际化高端人才。第三， 建立全球服务网络，为境外的中国企业提供快速协调和解决问题的窗口和通道，并适时为企业提供境外调查、法律审查、资产评估等全流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