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发表文章，题目是：“乔·拜登的产业政策规模宏大、大胆，困难重重”，副标题是：“从半导体到电动汽车，美国政府正在行动”
9月9日，拜登总统在俄亥俄州利金县参加一个新的英特尔工厂的奠基仪式，这是美国重建半导体制造商地位的核心。现场的工程已经开始，拜登发言时，几辆黄色的建筑车继续在他身后忙活。拜登戴着他标志性的飞行员太阳镜，概述了政府在从量子计算到生物技术的所有领域的投资计划：“我们将确保我们在关乎未来的行业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总统吹嘘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不寻常的是，拜登将焦点放在国家而非私营部门，作为这种影响力的来源。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和经济领导人通常认为，政府试图培育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门的产业政策是一种诅咒。除了国防生产这一明显的例外，他们不赞成国家参与商业活动，认为这会适得其反。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资金中所占的份额稳步下降。
但现在观点在迅速变化，部分原因是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回应。美国政府的许多人现在认为，更强有力的工业政策对于保证美国未来的活力至关重要。随着拜登主导下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法案的通过，讨论现在转向了如何具体实施的问题。
首先，新的工业政策所涉金额巨大。去年11月通过的一项基础设施法为碳捕获等新清洁能源技术划拨了200亿美元，为电动汽车充电站划拨了近80亿美元。今年7月通过的一项技术法案将向半导体投入520亿美元，同时承诺再投入1700亿美元支持其他领域的研究。8月通过的一项法案拨款370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对清洁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所有这些计划加起来，在未来五年内产业政策的年度支出可能达到近1000亿美元。相对于今年近6万亿美元的联邦总支出来说，这似乎很小。但根据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估计，美国新的产业政策支出是既往支出的大约两倍，将达到美国GDP的0.7%左右，超过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热衷于产业政策。美国最终可能无法达到这一指出水平，因为大部分科研经费每年都需要国会批准。不过，这一转变是戏剧性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主要工业政策项目都在国防部。没有什么比国防工业系统更成功的例证了，国防工业系统是创新的源泉，从核能到互联网的组成部分，已经扩展到了民用。拜登领导下通过的立法借鉴了这一经验，正在建立新的机构，比如能源部下属的清洁能源示范办公室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的技术局。美国政府在支持商品生产方面也采取了更实际的方法。这一点在半导体领域最为明显，有390亿美元用于补贴工厂和设备。英特尔在俄亥俄州的新工厂是一个受益者。气候法也包含生产补贴，包括为新的电动汽车工厂提供高达200亿美元的贷款。
美国政府还将作为一些新兴产业的客户。美国新冠疫苗快速通道计划“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表明，让国家成为更多实验产品的买家是多么有帮助。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认为，政府的采购电力可以在未来十年产生100吉瓦国产太阳能发电系统的需求，几乎相当于美国今天的太阳能装机容量。
9月2日，白宫任命巴拉克·奥巴马的前高级气候顾问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监督将流入清洁能源的3000多亿美元投资。但历史表明，官僚机构难以有效创新。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唐纳德·特朗普虽然喜欢建设，但他发誓要铲除官僚。如果他在2024年大选后重返白宫，将解雇多达5万名联邦雇员。拜登政府精心打造的产业政策机构可能难以生存。
无论如何，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有更强有力的工业政策的争论已经结束。不管你喜欢与否，美国是在展示肌肉。
